某次采訪的30名學生中，大多是本科生，他們表示對學術(shù)造假很反感，但因為和老師接觸較少，多是從媒體等渠道聽說類似事件。而他們接觸到更多的，是老師不專注教學。
記者在未名湖邊遇到兩個大三的女孩，一個是北大的，另一個來自北京另一所高校。她們對老師“不專注教學”，北大女生有些抱怨卻又似乎不敢多言：“這個問題怎么說呢，現(xiàn)在這種現(xiàn)象挺普遍的。讓她（指外校同伴）跟你說吧，反正類似情況我們學校也有”。
她們帶著記者找了個地方坐下，外校女生打開話閘：“其實大家都覺得我們班的學生運氣特別好，因為剛進大學時給我們上課的是一個很有名的教授。但是不到一學年，我們就開始懷疑這是否真的是好運氣?！?br /> 說到這個運氣，她自己覺得有點好笑，“這個老師在學術(shù)上的確有所造詣，他上過《百家講壇》，之后不斷有各種機構(gòu)邀請他去講課。他經(jīng)常在外地巡講，常常把我們的課推遲或者干脆取消。而且他給我們上課的課件很久沒更新了，一些時事的內(nèi)容都是好早以前的了。我們還發(fā)現(xiàn)，那課件根本就不是他自己做的，他對整個課件的構(gòu)造很生疏，還老念錯字。”當記者問到，對于這樣的情況學生和校方怎么看待時，她無奈地說：“嗨，還能怎么樣啊，其他老師也看不慣我們的課老被耽誤，除了偶而抱怨幾句，也沒有別的辦法。至于學校怎么處理，我們也不得而知，至少現(xiàn)在這樣的情況一直存在?！?br /> “現(xiàn)在學術(shù)造假的問題我感覺挺嚴重的”，一位學外語的研究生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這個選項，“上網(wǎng)老能看見某某教授涉嫌學術(shù)造假，北大英語系前兩年不還出了一個副教授黃宗英抄襲事件嗎？”
“其實，我就遇到過這樣的事情?！彼紤]了許久，才猶豫著說起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那是我讀本科的時候，有一天我的老師找到我們班5個人，對我們說：‘系里有個老師要翻譯一部作品而且要的很急，但是他最近沒有時間，你們幾個幫下他的忙吧?！遣孔髌芬还?2章，于是我們每人負責翻譯兩章多，弄完了交給那個老師，他加上了一個自己翻譯的序言，屬上了自己的名字就直接拿去發(fā)表了。也沒給我們報酬。”
研究生遇到的類似情形似乎更多。接受采訪的10個研究生不約而同地埋怨，“幫導師做課題是常事，成果和酬勞是老師的，辛苦常常是我們的?！睂W生雖然覺得不妥當，但也沒有辦法，“本科階段學生跟老師關(guān)系挺疏離的，上了課就走人；研究生不同，1個導師一般就帶幾個學生，關(guān)系很緊密，必須跟他們搞好關(guān)系?！?br /> “我最討厭以權(quán)謀私的老師!”一名男生在做完問卷后，憤慨地埋怨，“在北大，一些行政人員就有這樣的情況。有一次上課，我們一個老師還說呢，學校的一處施工就有問題。當然，這對我們這些學生來說，直接影響好像不是很大。”
“北大我不好多說，不過我上本科的那個學校，就很不得了?！彼v起了本科時期的一段經(jīng)歷。
“我那會兒英語有一學期給掛了，到畢業(yè)之前還可以補考一次，考不過就拿不到學位證了。當時，我一個同學的英語更爛，四級能考出20多分。那次補考我還是沒過，但英語特爛的那同學居然過了。后來他特不好意思地向我招了，原來是他給主任送了紅包。我提出了成績復(fù)議申請的，我媽還打電話給那個主任，他把我媽電話直接就給掛了，說什么補考不能復(fù)議。最后沒辦法，還是掏了500元錢通過了。那所大學比北大窮多了，老師就只好從學生身上開源唄。”

某次采訪的30名學生中，大多是本科生，他們表示對學術(shù)造假很反感，但因為和老師接觸較少，多是從媒體等渠道聽說類似事件。而他們接觸到更多的，是老師不專注教學。
記者在未名湖邊遇到兩個大三的女孩，一個是北大的，另一個來自北京另一所高校。她們對老師“不專注教學”，北大女生有些抱怨卻又似乎不敢多言：“這個問題怎么說呢，現(xiàn)在這種現(xiàn)象挺普遍的。讓她（指外校同伴）跟你說吧，反正類似情況我們學校也有”。
她們帶著記者找了個地方坐下，外校女生打開話閘：“其實大家都覺得我們班的學生運氣特別好，因為剛進大學時給我們上課的是一個很有名的教授。但是不到一學年，我們就開始懷疑這是否真的是好運氣。”
說到這個運氣，她自己覺得有點好笑，“這個老師在學術(shù)上的確有所造詣，他上過《百家講壇》，之后不斷有各種機構(gòu)邀請他去講課。他經(jīng)常在外地巡講，常常把我們的課推遲或者干脆取消。而且他給我們上課的課件很久沒更新了，一些時事的內(nèi)容都是好早以前的了。我們還發(fā)現(xiàn)，那課件根本就不是他自己做的，他對整個課件的構(gòu)造很生疏，還老念錯字。”當記者問到，對于這樣的情況學生和校方怎么看待時，她無奈地說：“嗨，還能怎么樣啊，其他老師也看不慣我們的課老被耽誤，除了偶而抱怨幾句，也沒有別的辦法。至于學校怎么處理，我們也不得而知，至少現(xiàn)在這樣的情況一直存在。”
“現(xiàn)在學術(shù)造假的問題我感覺挺嚴重的”，一位學外語的研究生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這個選項，“上網(wǎng)老能看見某某教授涉嫌學術(shù)造假，北大英語系前兩年不還出了一個副教授黃宗英抄襲事件嗎？”
“其實，我就遇到過這樣的事情。”他考慮了許久，才猶豫著說起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那是我讀本科的時候，有一天我的老師找到我們班5個人，對我們說：‘系里有個老師要翻譯一部作品而且要的很急，但是他最近沒有時間，你們幾個幫下他的忙吧。’那部作品一共12章，于是我們每人負責翻譯兩章多，弄完了交給那個老師，他加上了一個自己翻譯的序言，屬上了自己的名字就直接拿去發(fā)表了。也沒給我們報酬。”
研究生遇到的類似情形似乎更多。接受采訪的10個研究生不約而同地埋怨，“幫導師做課題是常事，成果和酬勞是老師的，辛苦常常是我們的。”學生雖然覺得不妥當，但也沒有辦法，“本科階段學生跟老師關(guān)系挺疏離的，上了課就走人；研究生不同，1個導師一般就帶幾個學生，關(guān)系很緊密，必須跟他們搞好關(guān)系。”
“我最討厭以權(quán)謀私的老師!”一名男生在做完問卷后，憤慨地埋怨，“在北大，一些行政人員就有這樣的情況。有一次上課，我們一個老師還說呢，學校的一處施工就有問題。當然，這對我們這些學生來說，直接影響好像不是很大。”
“北大我不好多說，不過我上本科的那個學校，就很不得了。”他講起了本科時期的一段經(jīng)歷。
“我那會兒英語有一學期給掛了，到畢業(yè)之前還可以補考一次，考不過就拿不到學位證了。當時，我一個同學的英語更爛，四級能考出20多分。那次補考我還是沒過，但英語特爛的那同學居然過了。后來他特不好意思地向我招了，原來是他給主任送了紅包。我提出了成績復(fù)議申請的，我媽還打電話給那個主任，他把我媽電話直接就給掛了，說什么補考不能復(fù)議。最后沒辦法，還是掏了500元錢通過了。那所大學比北大窮多了，老師就只好從學生身上開源唄。”

張筑生，北京大學數(shù)學教授，2002年2月因病去世。他具有很高的學術(shù)天分和創(chuàng)造才能，卻甘于從事最基礎(chǔ)的教學和教材編寫工作；他身體有殘疾，12年前得了嚴重的鼻咽癌，卻以驚人的毅力戰(zhàn)勝自我，帶領(lǐng)中國數(shù)學奧林匹克競賽選手，連拿五屆總分第一；他忘記自我，誨人不倦。張筑生沒能留下什么豪言壯語。他一生鐘愛教育事業(yè)，心里只有工作、學生。他似乎不懂得爭成果，爭頭銜。像他這樣德高望重的老師他卻至死都沒評上博導，然而，熟悉他的人們授予了他最高、最響亮的頭銜——真正的教授。
1995年，張筑生受命擔任中國數(shù)學奧林匹克國家隊主教練，一干就是五年。這又是一份無法“出學術(shù)成果”的苦差，甚至無法記入“教學工作量”。院里每年核算教學工作量，張筑生都要差一點；雖然每次都由領(lǐng)導“特別照顧”，順利過關(guān)，但對張筑生來說還是有點委屈。“為了搞這個奧賽，他連命都搭進去了。我做過一次教練，再也不想做第二次，累死人了。外人根本不了解這份差事的艱苦程度?！弊鳛橐幻跀?shù)學研究領(lǐng)域天分很高、同行服膺、學生敬佩的高水平的教授，張老師卻默默地編寫“不算科研成果”的基礎(chǔ)教材，擔任“不計工作量”的中國數(shù)學奧林匹克國家隊主教練，為海淀區(qū)教師開設(shè)的“數(shù)學教師研討班”授課，“前幾年分文不取，后來才拿點授課費”。張老師是不折不扣的教學型教授，而伴隨他在這條路上走下去的，是奉獻，是辛勞，是不計名利，是對事業(yè)的無限熱愛和執(zhí)著追求。
2003年2月17日，《光明日報》在頭版頭條的顯著位置以《張筑生，了不起的教授》為題報道了張筑生同志的先進事跡。報道迅速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張筑生被譽為“校園里的焦裕祿”、“知識界的一面鏡子”。3月初，北京大學黨委和校行政決定在全校教職工特別是教師中開展學習張筑生同志先進事跡的活動，學習他那種情傾學生、忘記自我、誨人不倦的教書育人精神，學習他那種淡泊名利、不求索取、甘為人梯的奉獻精神，學習他那種信念堅定、堅忍不拔、孜孜以求的奮斗精神，學習他那種耐得住寂寞、踏踏實實的治學精神，為實現(xiàn)學校的發(fā)展目標而努力奮斗。

張筑生，北京大學數(shù)學教授，2002年2月因病去世。他具有很高的學術(shù)天分和創(chuàng)造才能，卻甘于從事最基礎(chǔ)的教學和教材編寫工作；他身體有殘疾，12年前得了嚴重的鼻咽癌，卻以驚人的毅力戰(zhàn)勝自我，帶領(lǐng)中國數(shù)學奧林匹克競賽選手，連拿五屆總分第一；他忘記自我，誨人不倦。張筑生沒能留下什么豪言壯語。他一生鐘愛教育事業(yè)，心里只有工作、學生。他似乎不懂得爭成果，爭頭銜。像他這樣德高望重的老師他卻至死都沒評上博導，然而，熟悉他的人們授予了他最高、最響亮的頭銜——真正的教授。
1995年，張筑生受命擔任中國數(shù)學奧林匹克國家隊主教練，一干就是五年。這又是一份無法“出學術(shù)成果”的苦差，甚至無法記入“教學工作量”。院里每年核算教學工作量，張筑生都要差一點；雖然每次都由領(lǐng)導“特別照顧”，順利過關(guān)，但對張筑生來說還是有點委屈?！盀榱烁氵@個奧賽，他連命都搭進去了。我做過一次教練，再也不想做第二次，累死人了。外人根本不了解這份差事的艱苦程度?！弊鳛橐幻跀?shù)學研究領(lǐng)域天分很高、同行服膺、學生敬佩的高水平的教授，張老師卻默默地編寫“不算科研成果”的基礎(chǔ)教材，擔任“不計工作量”的中國數(shù)學奧林匹克國家隊主教練，為海淀區(qū)教師開設(shè)的“數(shù)學教師研討班”授課，“前幾年分文不取，后來才拿點授課費”。張老師是不折不扣的教學型教授，而伴隨他在這條路上走下去的，是奉獻，是辛勞，是不計名利，是對事業(yè)的無限熱愛和執(zhí)著追求。
2003年2月17日，《光明日報》在頭版頭條的顯著位置以《張筑生，了不起的教授》為題報道了張筑生同志的先進事跡。報道迅速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張筑生被譽為“校園里的焦裕祿”、“知識界的一面鏡子”。3月初，北京大學黨委和校行政決定在全校教職工特別是教師中開展學習張筑生同志先進事跡的活動，學習他那種情傾學生、忘記自我、誨人不倦的教書育人精神，學習他那種淡泊名利、不求索取、甘為人梯的奉獻精神，學習他那種信念堅定、堅忍不拔、孜孜以求的奮斗精神，學習他那種耐得住寂寞、踏踏實實的治學精神，為實現(xiàn)學校的發(fā)展目標而努力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