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被安全軟件標注了上千次甚至上萬次的騷擾電話還能繼續(xù)撥打,豈非咄咄怪事?打擊騷擾電話,離不開電信運營商主動作為,工信、工商、金融、公安等相關部門也要合力為電信用戶討回一個清靜。
最近,網上流行這樣一句話:“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鬧鐘,也不是夢想,而是騷擾電話。”雖有戲謔與夸張成分,但未嘗不是人們深受騷擾電話之害的真實寫照:
“先生你好,最近我們公司新推了一款高收益率理財產品,會考慮嗎?”
“我這兒有明細的正規(guī)發(fā)票,需要不?”
“女士,請問您最近考慮買房或租房嗎?”……
理財推銷、發(fā)票開具、中獎兌換、房屋租售、輔導培訓,騷擾電話五花八門,商業(yè)推廣與電信詐騙混為一體,讓人感覺“接不完,不勝煩”。
騷擾電話到底有多少?百度發(fā)布的《中國互聯網安全白皮書》顯示,2015年,全國騷擾電話總量為948億條,較2014年上漲57%。這么大的數量,即使設套詐騙的概率有限,最后被騙用戶的絕對數也不少。最不可思議的是,很多人手機上顯示,一些被安全軟件標注了上千次甚至上萬次的騷擾電話還能繼續(xù)撥打,豈非咄咄怪事?
客觀地看,騷擾電話的界定確實不容易。以常見的騷擾號碼400+電話為例,除非含有色情、暴力、淫穢等明顯違法內容,否則很難認定哪些電話是騷擾、哪些內容屬詐騙。更有人認為,電話通信是公眾權利,在不能判定某個號碼涉嫌違法的情況下,運營商沒有權力擅自停止服務。這種似是而非的“付費就能使用論”,好像有一定道理,但聽起來不免讓人心塞。對每年數以幾百億計的騷擾電話,難道只能聽之任之?
聯系實際談談“騷擾電話”大行其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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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xiāng)村教育,是教育陣地一塊相對比較薄弱的區(qū)域。每學期開學,總有老師默默地離開,也有一些新老師悄悄地到來。從較長的一段時間來看,鄉(xiāng)村老師為什么選擇了逃離鄉(xiāng)村,又是什么人選擇了堅守呢?K市教育局組成調研組,走訪了一些鄉(xiāng)村教育的親歷者,聽聽他們心中的真實想法。小張老師(剛從鄉(xiāng)村小學調入縣城的年輕老師,26歲):我調入縣城的最主要原因是考慮個人問題。不然先不要說工作,就是找個對象都難。那些在縣城行政機關混的人,幾年下來,怎么著也是某某主任、某某長了。但在學校,混成校長的概率很低很低。職稱也是有比例限制的,每次就那么幾個,晉升也很難。如果職稱上不去,那工資也就永遠上不去?,F在中國男女比例失調,女方要求的條件也越來越高,家里有車、縣城有房基本上都是標配了。光靠著工資買房,生活壓力太大了。縣城里的機會畢竟要多一點。人到中年的李老師(41歲):我主要考慮生活方不方便的問題。為了好的生活和教育環(huán)境,大家都在城里買房子,來回跑,不方便。孩子讀高中了,放在村里混也不現實,送城里希望他能接受更優(yōu)質的教育資源,將來能有好前途。我也要跟在身邊,才能放心,畢竟高考也是人生大事。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職稱。對于老師而言,繞來繞去繞不開的一個話題就是職稱。我在下面工作快二十年了,還是中級職稱。下面老師晉升職稱的機會太少了,越往上機會越多。我調到城里,是想看有沒有機會再晉升到高級職稱。中青年教師王老師(33歲):我調入縣城最主要的原因是,在鄉(xiāng)村學校工作,干得沒勁。鄉(xiāng)村學校根本就不是一個可以施展才華、安心教學的地方。很多必要的教學設施都沒有,多媒體設備申請不到,學生的音樂課體育課沒什么像樣的場地,各方面都跟不上。再說了,我們老師也很難,一切評優(yōu)評模、職稱晉升等好事一般輪不著。教育局對基層教育的干涉十分厲害。課怎么講,教案怎么寫,每學期都有檢查。還要配合學校應付各種各樣的檢查評比。一年到頭,老師們疲于應付,真正用于教學研究的時間和精力就相應地減少了許多。也就是說,老師上課,老教師可以隨意指點,校長可以隨意批評,教育局也可以強力干涉。站在講臺上上課的老師卻沒有上課的自主權利,你說可笑不可笑?小陳老師(29歲,參加工作后一直在鄉(xiāng)村小學任教):我們村是個貧困村,條件什么都比較差,我也很想在這里為孩子們多做點事,改變一下現狀,但現實很尷尬。我也不小了,很多相親對象一聽說學校在這么偏僻落后的地方,都連連搖頭,路還沒有完全修好,連開車進來都不是很方便。人往高處走,每當問起自己能不能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長期干下去,信念就會動搖。大齡青年胡老師(31歲,在鄉(xiāng)村學校任教5年):這幾年來我工作做得算是挺不錯的,按我們當地教育局政策,在偏遠鄉(xiāng)鎮(zhèn)任教的28歲以上未婚女教師,可以申請調往城區(qū)學校。我早就申請了,局里有關領導已經答應,讓我回校填個調動申請表按組織程序報上來。但是學校校長不同意放人,也不給簽字。鄉(xiāng)鎮(zhèn)教師短缺,教育局與教管辦有不成文的內部規(guī)定,隨便放走教師一般不再給補充,以此相互監(jiān)督制約,也有點互相推卸責任的意思。校長不敢簽字實屬正常,如果簽了,教管辦會批評,教辦主任簽了字并上報了,教育局便有了話說。這怎么辦,政策就這樣淪為一紙空文了嗎?實在是非常難辦。中年韓老師(43歲,在鄉(xiāng)村學校任教20余年):我在鄉(xiāng)村學校任教,確實是喜歡這里,環(huán)境非常好,而且人際關系簡單,學生熱愛學習。我教的班級每學期全縣統(tǒng)測成績都名列前茅。我在這里教學有一種成就感,領導也比較器重。每送完一屆學生想調走的時候,都舍不得走,領導一挽留,就又留下了。老師的假期也比較多,和家人團聚的時間也不是很少,可以接受。如果你是調研組成員,請根據“給定資料”,梳理鄉(xiāng)村教師隊伍現存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改進措施。
近日,浦東某外國語小學一年級某班的幾位家長,為了能競選進入家委會,紛紛曬名校學歷、海歸背景、高管職位,比車、比房、比資源……殘酷的競爭、激烈的措辭,映照著家長們的焦慮情緒,也促人審視家委會這一溝通平臺,思考家校之間的關系問題?!秶抑虚L期教育改革與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建立中小學家長委員會,引導社區(qū)和有關專業(yè)人士參與學校管理和監(jiān)督。請就此談談你的看法。
前不久,浙江杭州協(xié)警禮為奇因及時專業(yè)的處置,避免路面塌陷造成慘劇,成為“世界網紅”;而在另一些地方,聘用上崗的“臨時”人員違規(guī)執(zhí)法的新聞也時有耳聞;在各地,山東將在6月底告別臨時工執(zhí)法,吉林明令禁止臨時工執(zhí)法,四川成都規(guī)定黨政群機關今后原則上不得使用臨時工……臨時工問題,可說是我們在走向現代治理的過程中,需要直面的課題。事實上,在不少輿論事件中,暴力執(zhí)法、上班打牌、公車私用、雷言雷語常常和“臨時工”聯系在一起,有人由此形容,臨時工有雙面屬性:犯事兒與扛事兒、干活與頂雷。請問你如何看待“臨時工”現象?就此談談你的看法。
當前,“舌尖上的安全”已從民生話題,升級至舉國關注的社會經濟問題。一方面是食品科技進步,推動工業(yè)化生產的食品安全狀況總體向好,另一方面,食品安全監(jiān)管局面日益復雜——基層食品制售小、散、亂的現狀,導致食品安全事件不斷零散暴發(fā),但帶來的負面效應,已彌散至全國,國民對食品安全狀況的不信任,又引發(fā)瘋狂的網絡謠言和不理性的“自衛(wèi)”行動。2015年6月11日,國務院總理在全國加強食品安全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指出:要以貫徹落實新食品安全法為契機,創(chuàng)新工作思路和機制,加快建立健全最嚴格的覆蓋生產、流通、消費各環(huán)節(jié)的監(jiān)管制度,完善監(jiān)管體系,全面落實企業(yè)、政府和社會各方責任。以基層為主戰(zhàn)場加強監(jiān)管執(zhí)法力量和能力建設,以“零容忍”的舉措懲治食品安全違法犯罪,以持續(xù)的努力確保群眾“舌尖上的安全”。2015年4月,《食品安全法》歷時兩年大修,增加50新條款。新法實行“預防為主、風險管理、全程控制、社會共治”。對違法者,它設立了“安全紅線”;對執(zhí)法者,它嚴格了執(zhí)法程序;對食品安全新常態(tài),它增添了網購、嬰幼兒食品、保健品、轉基因食品、添加劑等領域的新規(guī)定,影響到每個人的現實生活。從田間到餐桌,從企業(yè)到行業(yè)協(xié)會,從媒體監(jiān)督到消費者舉報,每個人其實都是食品安全的“責任人”。根據給定材料,概括造成我國食品不安全的原因有哪些?
2017年4月,《關于深化高等教育領域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yōu)化服務改革的若干意見》印發(fā),向地方和高校放權力度之大、覆蓋面之廣,可謂空前:簡化進人程序、自主公開招聘人才,將職稱評審權下放到高校,在核定的績效工資總量內可采取靈活多樣的分配形式……每一項政策均有的放矢,力求破除長期以來制約高校發(fā)展的不合理束縛。這為進一步擴展高校辦學自主權打開了改革通道,確定了基本框架,對我國高等教育發(fā)展將產生深遠影響。請你就此談談你的看法。
8月23日,利用年假剛從青海湖旅游歸來的郭婷女士向記者抱怨,“與景區(qū)美景和服務相比,近300元的各種門票收費感覺還是有些貴?!边M入8月,景點暑期旅游相繼進入旺季。部分旅游景區(qū)高票價和“差體驗”的矛盾再次凸顯。“中秋假期”在即,各地需謹防景區(qū)再度被“門票經濟”綁架。景區(qū)高票價和旅游“差體驗”的極度不匹配,侵害了旅游消費者的正當權益。也許,旅游資源不可替代所導致的天然性壟斷,導致景區(qū)經營過度依賴門票收入。不過,隨著大眾旅游休閑時代的到來,這種囿于景點、緊盯門票的思維,愈發(fā)顯得目光短淺與急功近利。正如國家旅游局局長李金早在今年5月的全域旅游創(chuàng)建工作現場會上所言,拆掉景區(qū)“門票經濟”圍墻,已成中國旅游大勢所趨。誠然,獨特的、不可替代的景點特質,著實讓景區(qū)管理者在與游客的利益博弈中占據優(yōu)勢,但景區(qū)的生存與發(fā)展,不能寄望于人們獵奇嘗新的“一錘子買賣”,應更多有賴于良好口碑帶來的二次消費。只有將低價位的老景點與高品位的新服務有機融合,才能讓人們涌起重返景區(qū)或攜家旅游的休閑熱情。根據上述材料談談如何拆掉“門票經濟”圍墻。
從2016年6月26日起,上海市停止實行70歲以上老人持“敬老卡”免費乘坐公交車及地鐵的做法,改為給老年人發(fā)放綜合津貼。6月27日,據上海多個公交車隊反映,當天老年乘客比以往下降了八成以上。對于上海市發(fā)放綜合津貼的做法,談一談如何做好公共福利分配?
保護未成年人是互聯網治理中的議題之一。在第四屆世界互聯網大會的“守護未來:未成年人網絡保護”論壇上,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尹冬梅表示,凈化未成年人網絡環(huán)境,保護未成年人網絡權益和安全,對于促進他們健康成長意義重大。有關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6月,中國網民總數已經達到7.5億,未成年人人數超過了1.5億,占中國網民的近五分之一。而放眼世界,全球互聯網用戶正邁向40億,其中三分之一的用戶是未成年人。請結合實談談你的看法。
讓座事件風波不段,還記得前些日子在動車上“讓座”的熱門事件嗎。四川達州八旬老人李某坐動車到成都看病,因只買到達州到營山的座票,老人在南充站被座位的主人請了起來,老人女兒懇請擠一擠被拒,之后一中年男子讓了座,老人女兒說:年輕人應該多學學。座位主人委屈回道:坐自己位置錯了嗎?隨后新浪網做了一個網友單選投票調查。截至5月5日中午12點18分,有45220人參與投票,其中40126票認為“座位主人沒做錯,自己花錢買了票,有權決定愿不愿擠著坐”,占88.7%。竟獲得了近九成網友的支持。回溯以往的讓座風波,輿論幾乎一邊倒的選擇了弱者,對未讓座者進行輪番的“道德轟炸”。后來在各種“讓座”糾紛中某些老年人的不文明行為曝光后,人們開始思考;終于在動車讓座的選擇上轉向了另一個方向的“一邊倒”。是人們文明素質變得低下了,開始不尊老敬老了嗎?請問你怎么看?
誠信問題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工作中無處不在,在今年國家發(fā)改委、國家工商總局等38個部門聯合簽署《失信企業(yè)協(xié)同監(jiān)管和聯合懲戒合作備忘錄》,對失信當事人進行“合圍”。此前,工商總局已累計公布失信被執(zhí)行人員名單266余例,限制317萬人次購買機票。根據最高法修改后的司法解釋,失信被執(zhí)行人不但被限制買機票,連高鐵和動車票都無法購買。這一規(guī)定,連同此前最高法院向公眾開放的“全國法院失信被執(zhí)行人名單信息公布與查詢”平臺,讓這些“老賴”們不僅“丟不起人”,而且“出不了門”。在一個連網上購物都需要驗證個人身份信息的現代社會,這一限制將讓失信者們寸步難行。請就此談談你的看法。